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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李覯評傳》——五、后學論李覯

  • 時間:2017-05-29 21:24:35         
  • 五、后學論李覯

    李覯出身寒微,少年貧困,成年之后,兩次應試,皆不中第,故“家貧

    親老,弗獲祿仕”,“饑寒病瘁,日就顛仆”,而為“江南賤夫”,“南城

    小草民”,他一生在貧病交加的困苦中掙扎。晚年,雖困胡瑗有病請假回家,

    李覯被推為太學直講權同管勾太學,不久便因病請辭,同年八月卒于家中。

    由于李覯家族不貴,官位不高,而不為權貴所重,事跡不顯。

    然而,李覯一生志大意堅,勤奮好學,積極進取,關心國家,康國濟民,

    著書立說,銳意改革,故為弟子所尊,學者所重。他的著作在明、清時代,

    便被人編成文集,予以刊行。但也許因為李覯不喜歡孟子,而為正統儒家所

    抑,而沒有給予其應有的思想評價、學術地位。亦由于其社會批判思想,醫

    國救民的社會改革理論,不屈不撓的奮發精神,名重一世的道德文章,而為

    后世學者推崇、評論、贊揚。現擇其要者,作簡略敘述。

    第一,道德文章,卓絕一世。

    后世學者們在評價李覯時,都一直肯定他的道德文章,為人品格,高尚

    風骨。稱贊其人是“經明行修,道德沈純”,“其實如秋,其受如海,外示

    舒發,中以直正”,“立心高古,履行修整,竭力養親,雅高恬退”;稱贊

    其學為“講論《六經》,辯博明達,釋然圣人之旨,著書立言,有孟軻、揚

    雄之風”,“學通《五經》,尤長于《禮》。以文辭自立,其言大而正”,

    “文得自經中,皆自大處起議論”,“皆極當時之病,真醫國之書”;稱贊

    其功為“如天焉,無不覆,如地焉,無不載。天地以萬物遂成為功,先生以

    四海咸若為功。用則任公卿,尸教化;而不用,以夫子之道教授學者。后之

    覽其遺書,則如其所以然”。總而言之是:“李泰伯先生??道德文章,卓

    絕一世,且多所著作,學者皆斗山仰之,蓋屹然為宋代儒宗”。“一代之名

    儒,后學之師表,不但如古所謂鄉先生而已。”就是說,其“立德,立功,

    立言”均為“三不朽”也。清代學者陸瑤林在《李泰伯先生文集原序》中說:

    “世之所稱不朽者,315 自事功而外,道德文章其上焉者。若夫盛德可師,

    名文范世,俾千載下想見其為人,足以傾動名流,醉心雅彥,真所謂俟百世

    而不惑者也。執鞭欣慕,實獲我心。李泰伯先生。”①

    第二、儒學正宗,理學之先。

    在清代以降的許多學者看來,李覯的思想理論,上承堯、舜、禹、文、

    武、周、孔、孟儒學道統真傳,下啟周、程、張、朱理學之先,而獨樹一幟、

    獨成一家之學。如果深究李覯之學和宋儒為學之緒,則李覯之學乃宋學之緒,

    為周、程、張、朱理學的先導,正是由于李覯及“宋初三先生”之力為先,

    才使周、程、張、朱之學于后為盛。如說:“堯、舜以來,道統在君相,孔、

    孟以后,道統在師儒。有宋道學之興,濂、洛、關、閩抑盛矣。然皆互相師

    友,淵源一脈。若夫上總孔、孟之學,下開濂、洛、關、閩之傳,前無所師,

    后無所友,則唐昌黎子外,其吾鄉泰伯先生乎!??予嘗謂傳道學者孟子而

    后惟昌黎,昌黎以后惟泰伯,泰伯以后,名賢繼起,代不乏人,則皆昌黎與

    泰伯綿延一線之功也。”②李覯的后世孫李來泰,在《泰伯公文集原敘》中說:

    “孔、孟不作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之道之復明于宋者,宋君相崇儒之

    ① 《車覯集》附錄三,第524—525 頁。 ② 謝甘棠:《重刊盱江全集序》,《李覯集》附錄三,第535 頁。

    效也。有宋之治不臻于堯、舜,禹、湯、文、武之隆者,宗君相任儒之不專也。夫儒者,代不乏人,而明道之儒,唯宋獨盛,周、程、張、朱,其最著矣。然學問淵源,遞相師祖,如家泰伯生于宋真宗之末年,是時理學尚未繁興,公菰蘆中一韋素耳,將伯無助,獨挺然倡絕學于東南,其于干祿應制之文,屏棄弗習,一以《六經》四子為宗,闡析微義,股肱大道。??予以為自唐迄宋,接孔、孟之派者,實維家泰伯。”①陸瑤林亦說:“李泰伯先生先于周、程、張、朱數十年,嘗與范希文諸先輩上下議論,暢發乎堯舜以來相傳之旨,于是理學大明,儒風蔚起,識者謂濂、閩、關、洛之學,皆先生有以啟其緒焉。其所以羽翼圣經,匡扶世教,豈淺鮮哉!”②我們從上述學者所論李覯的思想中,可以看出,他們都認為李覯的思想是上承儒家道統之正學,下啟宋代理學之先河,對周、程、張、朱的濂、洛、關、閩之學,有直接影響,并為其思想淵源。我們已經講過,宋代學風之變、學術之盛,與李覯及“宋初三先生”——胡瑗、孫復、石介有密切關系,就這個意義而言,李覯亦是開宋學之端者,可謂理學之先導。

    第三,提倡改革,謀功用世。

    李覯一生雖未居于世官之位,但卻并非不議其政。他從醫國救民、康國

    濟民之意出發,而疾斥弊政、關心民命,故力倡改革,謀功用世。對此,后

    世學者,亦有所論。近世學者,尤重此論。前已所述,胡適在1922 年所著的

    《記李覯的學說》就稱“李覯是北宋的一個大思想家”,“是王安石的先導”,

    “一個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”,李覯在王安石“新法一派人的眼里,??

    確是一個前輩的大師。”陳鐘凡在《兩宋思想述評》中說,“綜觀其(按指

    李覯)說,以禮制為治國之大徑,富強為行政之埻的,吾國儒先,自孟子以

    言利為非,董仲舒以謀利計功為戒,直到李氏,始起而昌言矯正之。不可謂

    非政治上一大進步也。”當然亦有認為:“李覯是一個復古主義者,他對許

    多古代的措施有很高的評價,因此希望能把它們復活。”“李覯所作的另外

    一些建議讓人覺得他是一個保守主義者。如果他對他所處時代里的一些價值

    感到不滿,那是因為他對社會里的新發展感到不安,而他總是回頭向傳統尋

    求答案。”①還有近年一些學者對李覯頗有所論。

    綜觀各家所論,尤其細觀李覯所著所論,我認為,李覯是一個積極提倡

    改革的改革家,而不是一個向后看的“保守主義者”;是一個注重現實、關

    心時政、關懷民命的現實主義者,而不是“一個復古主義者”;他對現實的

    弊政不滿,深感不安,是以“通變救弊之術”來解決的,而不是“總是回頭

    向傳統尋求答案”的。我們應當承認,李覯常常援引古典著作,尤以《周禮》

    為據,以井田言平土均田等,但其思想主旨是以古喻今,以古非今,以古為

    據,古為今用,并不是為復古而引古,為保守而懷舊。針對宋代之弊,包括

    王安石在內的改革家都引《周禮》,言井田,抑兼并等,這正是當時歷史現

    實所致、所需,并不是李覯一人復古、保守所需、所求。據此,我對謝善元

    的所據、所論,不敢茍同。我想如果讀者全觀我這本拙著的上述全部文字,

    尤其是細研李覯的全部著作,則會確定地認識到他是一位積極進取、注重事

    功的改革家,并為他的道德、精神、事功、言行所感動,對之發出由衷的欽

    ① 《李覯集》附錄三,第525 頁。 ② 《李泰伯先生文集原序》,《李覯集》附錄三,第524 頁。 ① 謝善元:《李覯之生平及思想》,中華書局1988 年版,第199 頁。

    佩。

    當然,亦應該看到,由于李覯一生的不得志、不得意,加之社會的種種積弊、重重矛盾,他想謀政而不居位、想救民而無能力,這就使他始終處于內憂外患和積貧積弱的社會環境中,在這種重重的社會矛盾中,亦造就了他的種種思想矛盾,并使他的改革思想主張不可能實現,而且有空想性、虛幻性,但這不是李覯一人的特殊性,而是歷史上此類改革家的共同性。平心而論,李覯的思想,確實有許多珍品,值得吸取、借鑒,我們對之應當具體分析,摒棄糟粕,弘揚精華,珍惜這一部分寶貴的文化遺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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